自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主导的时代，放弃了古典经济学对长期发展问题的关注，转而采用均衡方式关注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沉闷世界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犹如一记惊雷，打破了均衡世界的宁静。
熊彼特主要关注经济行为、创新、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并因其在创新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被称为创新理论鼻祖。尽管熊彼特在当代社会享受尊荣，却因为学术观点与主流经济理论格格不入，在很长时间里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熊彼特学派兴起，熊彼特的理论才受到世人关注。国内学术界也是因近年强调“自主创新”，才开始广泛关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2020年1月8日是熊彼特逝世70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生平和思想，缅怀他为创新理论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约瑟夫·熊彼特（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提出者

 熊彼特生平概述 

1883年2月8日，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的特里希（今属捷克共和国），1901-1906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并在23岁获得博士学位。其代表作和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德语）于1911年出版，随后他进入格拉茨大学任教，并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28岁）。1919年，熊彼特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1921-1924年任维也纳彼德尔曼银行总裁。1925-1932年，熊彼特赴德国波恩大学担任教授，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哈佛大学。1932年起，熊彼特正式移民美国，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并参与经济系的学科建设，开创了哈佛经济系的辉煌。1942年，熊彼特参与组建美国经济学会，并于1948年成为会长。1950年1月8日，熊彼特在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辞世，享年67岁。熊彼特一生桃李芬芳，“为学生开启思想之门”是其座右铭，他的学生包括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加尔布雷斯、保罗·斯威齐、彼得·德鲁克、张培刚等著名学者。在熊彼特诞辰100周年之际，国际学术界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创新理论大师，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开设“熊彼特专栏”，维也纳大学设立“熊彼特讲座教授”，格拉茨大学设立“熊彼特奖学金”。1986年国际熊彼特学会成立，每两年颁发一次“熊彼特奖”，迄今已持续17届。[1]
 熊彼特创新理论概述 
熊彼特一生著作颇丰，仅在美国期间，就出版了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1934）、《经济周期》（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经济分析史》（1954）等鸿篇巨著。其中《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两部著作凝结了熊彼特的主要思想，即创新及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真正重要的经济现象。熊彼特发现，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在某个历史时期会被创新推动而产生质变（Fargberg，2009：6）。熊彼特一生中目睹了铁路、汽车、电话、飞机、电力、收音机和电视等复杂性不断提高的创新，目睹了许多伟大发明家和企业家的涌现。熊彼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创新是发展的源泉（Metcalfe，2007：21-22）。如果特定产业的一个企业成功地引入了一项重要创新，它将享受到高额利润回报，这就向其他企业发出了信号，模仿者将蜂拥进入这个产业或部门，以期分享收益（Fargberg，2009：17）。因此，通过创新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此外，熊彼特还对经济周期提出独到见解。他在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的基础上，论证了长波的存在性、持续性和规律性。熊彼特对长波的解释是，不同的经济时期是以一组不同的技术及相关的产业为标志，一组新技术和产业的兴起会刺激投资，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张，从而形成一个长期的高涨阶段。熊彼特提出，每一次这样的长期高涨阶段之所以会最终消失，都是关键部门的技术进步减缓、投资机会缺乏的结果。因此，每一次高涨阶段后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比较低速的增长和衰退。不同经济时期是以出现不同群体的战略技术和产业为标志的，关键性技术必须容易获取，这样才能出现应用技术的开发浪潮。这个观点很有见地，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赞同（Nelson，2001：108）。
从经济学的源流来说，熊彼特的理论应该属于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马歇尔，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Nelson，2001：102）。只不过到了熊彼特的时代，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研究长期发展现象的理论逐渐被边缘化。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中，几乎只有熊彼特真正把技术进步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并且认真论述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问题。熊彼特始终强调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用历史眼光看待创新及其扩散，提高了人们对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联系的认识。这使他像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伟大经济学家一样，建立了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并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点（Freeman，1992：6）。

  创新与发展：《经济发展理论》 

对创新发展研究而言，无论怎样强调《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为这是研究创新发展问题的基础理论 。[2]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日语版序言中承认：他对经济动态的理解与马克思相似，他们都是“在经济系统内部寻找力量之源，而经济系统本身会打破它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Reinert，2010：3）。在序言中，熊彼特陈述了他的学术思想议程，就是理解经济体系如何产生变化及变化的动力问题，这种变化纯粹是一种内生力量作用的结果。“经济系统本身具有内在的能量可以打破任何已经取得的均衡。应该有一个不依赖外界因素而引发经济变化的经济理论”（Rosenberg，2004：57）。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首先重点辨析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循环流转”与“发展”的区别。其中，循环流转是由重农主义者所发现的经济因果关系中缺失的一环。循环流转既是一个静态过程，又是一种均衡条件。静态条件排除经济周期但包括经济增长，增长是源于储蓄的资本积累和人口的增加。熊彼特认为，一般均衡理论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无法解释动态发展现象，静态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而且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Nelson，2001：102-103）。因为均衡理论主要关注边缘性的调整机制，而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组织和激励机制的逻辑。因此，那种忽略了打破均衡和促进发展的力量的理论研究方式至多触及了次要现象，或只是表面现象。当然，静态竞争过程模式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没有内力驱动的经济变化过程（Rosenberg，2004：58）。当创新力量没有很强大或很频繁到可以不停地将经济系统置于远离均衡状态时，一个注重探讨均衡构成的理论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和预测工具（Nelson，2001：111）。
与循环流转不同，熊彼特将发展定义为经济系统及其社会条件的巨大跳跃，是经济生活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而只是经济连续不断地适应数据的变化，那么就不存在经济发展。例如，仅由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的财富只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发展，因为这种增长本质上没有产生新现象。熊彼特所说的“发展”是指“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虽然总有人为或天然的力量将经济系统推向均衡，但是熊彼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变化。“静态的封建经济还是封建经济，但静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自相矛盾”。资本主义的核心不在其均衡力量，而在于系统有不可避免地背离均衡的趋势，即打破均衡的力量，这种革命动力，即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创新。我们对经济为什么变化和如何变化的论述不能局限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静态框架中。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有内在逻辑主导其经济行为，其实质是创新产生的经济变革（Rosenberg，2004：61）。
熊彼特认为，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力。创新使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使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使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发展过程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3]引进新产品或产品的新特性；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开辟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采用新的组织方式。可见，创新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当代经济学家在构建技术创新理论时，大多会从熊彼特的上述论述为起点展开研究。实际上，在熊彼特论述的问题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谈论到技术进步。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在阅读熊彼特著作或者通过其他学者的著作间接了解熊彼特思想时，曲解了熊彼特的基本观点，因为其他几个方面的创新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Nelson，2001：99）。

  市场结构与创新：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熊彼特的另一部代表作，也是创新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大家被《经济发展理论》所吸引，反而忽视了这部著作的贡献。除了少数经济思想史学者外，甚至连很多创新领域的学者也没有特别关注这部著作。虽然熊彼特在社会和政治观点上是保守的，但他主张拒绝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原则，Rosenberg（2004：61）因此称熊彼特是激进分子，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正是其成熟宣言。Nelson（2001：60）认为，当代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动机的研究都是依据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
前已述及，经济学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到了熊彼特的时代，主流经济分析的主要方向已偏离了发展与创新，而转向了能用均衡概念处理的问题，并用均衡概念分析经济活动和现象（Nelson，2001：103）。例如，产生于理想竞争状态的福利暗示反映了人们对如何分配现有资源等这些次要问题的纠缠不休。长期以来，完全竞争假设不仅居于经济学家研究模型的核心，而且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管理中，特别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中备受推崇（Rosenberg，2004：61）。
熊彼特关注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系统如何成功地促进本质方面的变化，这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传达的主要信息。在该书中，熊彼特（2013：78）认为必须把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理解成一个演化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演化性质不只是因为经济生活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里进行的，并且这个环境的变化又改变经济行为本身”。这段话不仅包含对资本主义内在动态性质的认识，而且是对完全竞争这一理想假设的摒弃（Rosenberg，2004：61）。
熊彼特（2013：80）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在创新中的优势和作用：“在迥然有别于教科书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通过低价格实现的竞争，而是关于新商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攻门间的差别”。熊彼特认为，将垄断简单归结为束缚和反社会的力量是错误的，因为某种程度的垄断力量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一个短暂的副产品而已。他指出，20世纪的工厂规模不断增长的意义重大，一些拥有内部研究能力的大公司正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必须要承认大型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最有力的发动机、特别是总产量长期扩张的巨大动力。完全竞争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二流的，不配成为理想效率的典范”（熊彼特，2013：99）。与之前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相反，这一观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主题（Rosenberg，2004：62）。
但是摒弃完全竞争假设并不等同于说垄断力量本身有利于创新，垄断只是创新过程的一个暂时阶段。如果企业暂时的创新垄断利润得不到保护，就没有动力继续创新。熊彼特认为，企业经营所处的环境条件，一方面由资本主义法律和精神加以界定，它们使企业能够拥有所有权，拥有企业创造的新技术；另一方面由公共的科学知识加以界定，知识使企业在从事产业研发活动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研发活动创造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时，企业将从中获利。假若竞争对手受这种利益的诱导也进行研发，就会极大地促进企业重视研发方面的投资，致使涌现出大量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剩下的问题便是让市场对不同企业的创新和企业本身做事后的选择（Nelson，2001：60）。
熊彼特提出的基于创新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概念，通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如何管理现有组织，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并毁灭这些组织。创新作为破坏均衡的主要因素，推动经济走向更高收入、更高产出和更高福利的水平。只有创造性毁灭的风暴才能横扫反对变革的守旧力量，这便是创造性毁灭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原因（Rosenberg，2004：63）。
如果创新功能随着大公司的成长变得按部就班或者官僚化，企业家的作用就会消失。“因为与过去相比，现在更容易做一些熟悉的惯例之外的事情，创新本身已经被简化为惯例。技术进步正越来越变成受过专业培训的专家的工作，他们创造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使它按照可以预测的方法进行工作”（Nelson，2001：92）。熊彼特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最终导致创新机构化、成为一种按部就班的行为时，经济的组织基础会演变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Rosenberg（2004：66）认为，熊彼特夸大了技术进步发展过程自动产生的程度。这是因为他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创新过程的初级阶段，而没有考虑到商业成功依赖下一阶段，即创新的实现。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用按部就班的方法无法研究创新过程与资本主义制度。

  “两个熊彼特”之间的区别  

从《经济发展理论》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熊彼特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他对创新源泉的论述上：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关心的是企业家精神与新企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熊彼特认为创新出现在设有研发实验室的大型企业里，这些实验室发明出新的产品供企业采用。他认为“一个现代企业只要它力所能及，它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个研究部门，这个部门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他的生计取决于他设计改进办法的成功”（熊彼特，2013：90）。从这段话中明显看到了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等企业的影子（Nelson，2001：105）。因此有人提出了“两个熊彼特”的区别：强调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作用的“青年熊彼特”，以及强调大公司优势及技术官僚主义的“老年熊彼特”（Freeman，1992：7）。
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试图揭开“两个熊彼特之谜”。Rosenberg和Nelson认为，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熊彼特生活在世界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来解释。因为现实的经济世界在这两本著作出版间隔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理论》写于20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而且处于第三次长波的下降期；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处于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熊彼特观点的变化反映了现实的变化（Rosenberg，2004：70）。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两本著作中关于创新源泉的观点存在差异就不足为奇了（Nelson，2001：105）。
然而，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的观点——“设有研发实验室的大型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即使在某一领域只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可能也会感到很大的竞争压力而创新，这一观点经常被经济学家简单理解为“企业越大越有利于创新”或“垄断力量有益于创新”。Nelson（2001：105）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不直接阅读原著，而是更多靠阅读其他学者的著作来了解熊彼特假说，这种行为导致一种现象，即经济学家不用花多大精力就可以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和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假设。但是有些经济学家通过论证后发现，熊彼特从来没有提过这一假说。

  熊彼特与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关系  

由冷战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对立把马克思和熊彼特分别置于政治矩阵的两端。但是，按照经济理论的类型，二人都遵循德国经济学传统，都有着深厚的德国历史学派理论背景，都继承了典型的德国式的生产力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李斯特的思想；历史学派同样奠定了熊彼特经济学的基础。例如，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代名词——“创造性毁灭”概念最早是由桑巴特提出的。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前言中，熊彼特明确指出马克思思想是他的思想来源，将早期的创新研究追溯到马克思，强调了他与马克思研究方法上的相似之处，指出“这些思想和目的正是马克思的学说中所蕴含的”。对技术重要性、创新和学习的强调，是德国经济学传统中一条强有力的理论主线，这些特点也把马克思和熊彼特联系在一起（Reinert，2007a：160）。
在另一本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称马克思为“先知”和“导师”。熊彼特观察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成就的赞扬是其他经济学文献中所没有的（Rosenberg，2004：71）。熊彼特和马克思一样也信奉对经济学进行历史阐释，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也与这种分析方法契合（Rosenberg，2004：72）。因此可以说，熊彼特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一脉相承。
今天的研究者之所以不了解这些理论根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德国历史学派被翻译的著作数量很少，该学派的传统不为德语之外的世界所熟知。二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熊彼特和马克思的追随者有意或无意地对两位先驱的原始思想进行了加工，两人被划分在不同的阵营，导致两人之间“整体上的广泛差异”在他们的现代信奉者之间继续存在，并且在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例如，熊彼特主义说明创造性的一面，而马克思主义关注破坏性的一面；熊彼特主义者创造了发展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创造了欠发达理论，但两种理论体系都隐含了对方的要点（Reinert，2007b：2）。

  熊彼特对现代创新发展 

   研究的影响与启示  

熊彼特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假设，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坚信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解释随时间而发生的经济变化，长期来看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静态的经济效率。熊彼特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模型不能解释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变革。正如Rosenberg（2004）所说，熊彼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他对新古典主义大本营的破坏。他的著作体现了这种非均衡经济分析的突出特点，因此成为许多创新经济学家的理论源泉，如Nelson和Winter（1982）的演化理论、Freeman（1987）和Lundvall（1992）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Perez（1988）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甚至Aghion和Howitt（1998）的内生增长理论等，都深受熊彼特的影响。这些研究已成为很多创新政策的理论基础。虽然熊彼特在生前的影响力不如同时代的凯恩斯，但是在当代社会，熊彼特已走出凯恩斯的阴影，站在了经济学舞台的中心（Heertje，2016）。
尽管熊彼特对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但是翻开任何一本现代经济学课本，涉及创新的内容如此之少，好像熊彼特从来没有存在过[4]（Nelson，2001：101-102）。一方面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排斥，另一方面，熊彼特的理论还需进一步发展。首先，熊彼特几乎没有谈到政府对产业、技术和科学的政策，或大学、政府机构与产业研发之间的关系。同时，熊彼特几乎没有注意第三世界的边缘区域、没有真正把他的分析扩展到国际贸易或国际技术扩散情况中（Freeman，1992：6）。其次，虽然熊彼特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认识起点，但是这个创新概念与越来越复杂的创新现象相比有些粗略了，以至于不能对创新发动机的优缺点做出严格的检测（Nelson，2001：65）。再次，虽然熊彼特使用了演化一词，并坚信技术进步作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是由竞争引发的，然而他没有继续发展这一观点，对真正发展演化理论以取代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贡献。熊彼特没有分析现代技术和科学之间存在的复杂交叉关系，没有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中包含着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组织制度。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熊彼特不可能预料到技术特性和制度环境后来发生的变化（Nelson，2001：61）。尽管存在这些局限，熊彼特仍然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仍是现代创新发展理论与政策的思想源泉。
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需要一套科学的创新发展理论指导政策实践。但是当前的创新发展研究还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创新研究和发展研究分属不同学科，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不能进行有效沟通，对经济系统的动力和经济发展的机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深入研究，阻碍了人们对创新发展的深入理解。例如，尽管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创新政策需要综合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但是多年以来我国的创新政策仍然是以科技政策为核心，并没有和经济政策有效融合。甚至可以说，理论界关于创新研究与发展研究的割裂程度，丝毫不亚于发展实践中的科技、经济“两张皮”。还有很多学者仅仅从形式上接受了创新的概念，却忽视了熊彼特的创新内涵，仍然热衷于用主流经济学的思路和均衡模型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创新发展研究任重道远。在未来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既要超越熊彼特的时代局限，又要回归熊彼特的思想传统，将创新研究与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如此才能深刻理解创新发展的机制，制定出合理的创新发展政策。这是理论发展的规律，也是当代学者的使命。让我们继续从熊彼特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把创新发展研究推向无尽的前沿。

[1] 作者在美国访学时的合作导师William Lazonick教授早年也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求学和任教，其著作《Sustainable Prosperity in the New Economy》（中译本《创新魔咒》，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获得2010年熊彼特奖。
[2]《经济发展理论》因熊彼特在其中首提创新理论而被人们熟知，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发展问题。
[3] Schumpeter（1934：66）此处的原话是Development，而不是我们认为的Innovation。
[4]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虽然保留了“熊彼特”词条，但是熊彼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创新”词条（第一版中由Chris Freeman撰写）已经被删除，创新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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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研究领域为创新发展理论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节选自《创新发展经济学》第4章（眭纪刚著，科学出版社，2019）。作者对部分内容做了补充和修改，并授权三思派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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