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代民族企业 | 中国近代国货“潮”

中国近代国货“潮”

改良国货 倡用国货

前段时间，国货品牌“蜂花”突然火上了热搜。和之前的鸿星尔克一样，蜂花是又一个因为“倒闭”传闻而“翻红”的国货品牌。

很多网友不禁担心起蜂花是不是遇到了经营困难？由此，“蜂花面临倒闭”的说法在网上流传。为了“拯救”蜂花，网友们开启了“野性消费”模式，一天之内销量达到了两万单。随后，蜂花官方在直播间回应，“请大家放心，不会倒闭”。蜂花官微感谢网友的关注与热爱，表示会“以更优质的产品体验，更优异的性价比回馈消费者。”

从表面上看，是商家的幽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进而促进了消费。但究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国货情怀”这四个字。当我们把目光放回到百年前，在那个年代，使用国货是一种潮流。殊不知，那时的国货也是火出圈的……

该品牌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电光源专家、我国灯泡行业的泰斗胡西园先生创立。1923年，胡西园正式通过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中国亚浦耳灯泡厂”。品牌名从德国的“亚司令”牌、荷兰的“飞利浦”牌的商标名称中各取一字，再取一“耳”，自勉将来要执我国灯泡工业之牛“耳”。产品的外包装上加“国货”两字，以示与洋货的区别。

国人因其质优价廉，纷纷购买。胡西园经营有方，不断提高灯泡质量，加强广告宣传，与外资产品激烈竞争，使亚浦耳产品信誉日著，不仅牢固地占据国内市场，还将市场开拓到海外，畅销南洋各地，甚至打进荷兰飞利浦灯泡厂的产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该品牌创始人为民族制药工业的领军人物——项松茂。在20世纪10年代末，国内民族制皂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市场均由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所垄断。

项松茂与公司成员协商后，从张云江手上盘下原德商固本肥皂厂，保留原企业名称“五洲”，再加上德商原有的“固本”二字作为产品名称进行生产。由于“五洲固本”牌肥皂的产品质量好，价格适中，引起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激烈打压。项松茂出于爱国热忱，为了振兴民族制皂业，不惜牺牲暂时的利益，以“人造自来血”等药品利润来弥补固本皂一时的亏损。经过改进制皂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拓宽销售市场等方式，使得“五洲固本”终在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享誉全国的名牌产品。

在中国近代毛巾生产史上，陈万运先生发起筹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厂），是我国最早的毛巾生产企业。因为是陈万运同两位友人合作生产的，便取了“三角”牌商标名称。其图案采用一个等边三角形，象征三人同甘苦、共患难，在三角形外面还加上一个圆圈，表示“三友合作”，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从1915年起，工厂正式开始生产三角牌毛巾。由于注重产品质量，三角牌毛巾不久便在市场上逐步打开了销路。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爱国群众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三角牌毛巾由于质地精良，故而盛销不衰，最终成为国内毛巾市场上的主角，名扬全国。

《觉醒年代》片段

在近代中国，各种爱国的社会革新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自辛亥革命后，一些以提倡国货销售，发展国货工业为主旨的社会活动开始涌动。同时，一些倡导国货运动的社会团体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成立。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

1927年5月2日，三友实业社沈九成、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胜德织造厂顾兆桢等，在大东酒楼借宴请上海47家国货工厂业主，共同“讨论了国内形势和民族工业的困难处境，以及国货的前途问题，一致感到国货工厂必须组织起来，互相协助，共同战胜困难”，于是决定发起筹设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机联会的宗旨是：“谋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挽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

机联会成立后，展开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维护国货企业的权益，致力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机联会为会员工厂提供代办商标注册登记、产品征集展销、技术咨询的便利。产品宣传方面，则组织国货工厂集中登载各厂广告，每次往往占用报纸的半版篇幅，形成了一定的广告声势，扩大国货的影响力。为了提高各厂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还举办了多次会计、法律、管理等专门讲习班。这些都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推进了国货事业。

1928年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国货产品汇总，在组织上它是官商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展览会推动了民族产品的销售和改良，使中国人的国货情结和经济救国观念都大大提高。

工商部鉴于此次国货展览会“造端宏大”，邀请了全国工商界富有经验者共同策划。举办国货展览会，首先要选择展览场地。这里有个小故事：

煤屑路“变”国货路

在南浦大桥浦西段的南面桥堍下，有一条东西向小路，东起中山南路，西迄南车站路，叫国货路。自2008年起，为配合世博园区的建设，市政部门拓宽园区周围市政道路，将国货路建成一条两快一慢双向六车道的现代化大马路，成为进入世博西园的一条重要通道。

这条马路过去并不显眼，原名“煤屑路”，顾名思义，这条路最初的路面材质是煤屑。举办国货展览会需要一块合适的场所，其时繁华的中心区属于租界，并不适合举办国货展览会。于是只能在上海华界的南市、闸北两地中选择，既要地方宽敞，又要交通方便。煤屑路的路北是一个名为普育堂的慈善机构，专门收养孤儿孤老，为贫苦市民施诊给药。院长为陆伯鸿。

陆伯鸿于1925年募集捐款25万银元，在此建造了一座“山”字形的新普育堂大楼，方向朝南，中间是一座大教堂，向前凸出，可容纳一两千人。教堂的东西两侧各为一排三层楼房，各有厢房，楼房前各有宽敞的操场，可开展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原本计划在此开办学校。该地临近铁路上海南站和浦江码头，交通方便，所以最终选中了这座新普育堂作为国货展览会的开办场所。

展览会开办后影响很大，在展出期间，许多上海市民把这条煤屑路称为“国货路”，一传十，十传百，时间一久，市民便都称它为国货路。后来，市政部门尊重民意，将原来的煤屑路正式命名为国货路。

积极筹备

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冠生园饮食部

展会的预算经费有限，其中不少经费因组织者的努力而减少：会场东首沈家花园业主借出了空地，展览就有了停车场。修缮展馆和布置会场所需的水泥、玻璃、瓷砖、油漆和工人等，大都是民族工业厂商赞助提供的：泰山砖瓦公司捐助了砖瓦，中国水泥公司捐助了水泥，会场的喷水池、雕像也是由厂商出资修建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公司厂商赞助了展览所需的用品，如纸张、茶叶、票券、宣传刊物等。

不少厂家了解到“赞助提倡国货，促进工商，直接抵制经济侵略，间接即为自身推进利益”，明白了“展览会之成败与各厂家关系甚大，决非仅关系政府官吏之荣辱而已。所以开办国货展览会者，使民众得以见识国货，而致国货易于推行，为生产与消费者两有裨益”。于是他们的顾虑被打消，参展的热情得以高涨。一些较大的企业，都在展览会上开辟了厂商专门的陈列室。

中华国货展览会的机械陈列室

盛大开幕

经过努力，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终于在1928年11月1日下午正式开幕。会场门口是一座精致、富丽堂皇的中式大牌楼，会场大礼堂上方悬挂有孙中山画像，左右书“裕国”、“利民”四字。会场四周彩绘各种国货商品的牌号商标和宣传画。

开幕时，主办方还组织了盛大游行，沿途拍摄电影，并特请航空署派飞机“翱翔空际，散发传单” ，一时形成万人空巷，翘首观天的场面，为“上海从来未有之盛举”。

大礼堂内还设立了游艺场，展览会期间按地区和行业开设了宣传日，还举办了各种游艺会，日夜演出京剧、话剧、歌舞、曲艺、杂技，并放映电影，梅兰芳、程砚秋等还参加了助兴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由于各省市送展的商品多寡不一，有的地方还遭受着军阀内战之苦，所以展品来沪就有先有后。最后，展品采取混合陈列的办法。展品先到者用分类陈列，有原料及天然品、毛革、饮食、染织、建筑、人身日用、家庭日用、艺术、印刷及教育、医药、电器及机械品等14类，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通过这次国货展览，参观者了解了全国国货生产的发展，增强了提倡国货的信心，也进一步感觉到了中外差距的巨大。

当时，一些中国民族企业家和知识界人士意识到，“不振工艺，不精制造，而倡用土货以示抵制，此无价值之言也”，只有从“暂时抵制至自兴制造”，才是“真正之抵制”。提倡国货，不是以“土”对“洋”，而是以新兴民族工业的机制产品来争夺进口商品的市场，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进口替代”。相对于单纯的抵制洋货的冲动，国货运动显得更为理智，更加有效。

如今，我们再回顾中国近代的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孰是孰非，乃至利弊得失，都是一目了然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潮流中，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和更大的气度，脚踏实地，发展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国际竞争力，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探索新国货之路，推动国货向更宽广的舞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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