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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不知道陈蝶仙是何许人也,但一定听说过“无敌牌”牙粉。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敌牌”(又名“蝴蝶牌”)是畅销全国、影响海外的传奇国货品牌,而陈蝶仙就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他不仅是化妆品大亨,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报人、小说家,以及化工行业的领袖人物。《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就围绕他的生平和经历展开。这本书的作者林郁沁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曾经获得过费正清奖。
这位民国时代的文化企业家是如何游刃有余地展开他的跨界工作的?这与当时中国的商业文化、媒体空间又有怎样的关系?一代民间化工大亨及其后人们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10月29日下午,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段怀清老师,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和读者一起分享了陈蝶仙和他当时的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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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分享会内容的精选摘录,一共6006字,阅读完毕需要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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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妆帝国蝴蝶牌 :
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美]林郁沁 著
陶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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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刻板印象”:多元视角下的陈蝶仙
陈建华:对于我而言,这本书也算是一个惊喜。我和段老师都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们都从文学的立场出发对陈蝶仙这样一个人物进行分析。当然,我们对这个人并不陌生。首先,由于陈蝶仙一向被冠以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称呼,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时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本书把陈蝶仙放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发展脉络中加以定位,而且对他的评价也比较高。实际上,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对工业的贡献并不在于钢铁、机器等重工业方面;与此相反,他发明了蝴蝶牌化妆品(事实上,他最早发明的是牙粉)。如果我们对中国工业发展有所了解,就会明白陈蝶仙所发明的这些东西虽然看上去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但实际上其影响非常大。它甚至保持了在工业方面的某种可竞争地位,这对于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言无疑有着榜样作用。这本书主要以牙粉和其他化妆品的发明为主线,通过许多小故事串联起陈蝶仙如何打造其化妆品帝国的叙事,非常了不起。作者从陈蝶仙早年的家庭背景讲起,讲述他最初如何在杭州从事文学工作——搞出版、办刊物、写小说。后来他又是怎样对科学发明产生兴趣的,以及他怎样做了一系列的试验。这对于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事实上,在“鸳鸯蝴蝶派作家”当中,他也是一个特例)。这虽然是一本学术书,但是作者梳理得很清楚,而且选取的讲故事角度也很好,虽然贯穿各个时期,但都讲得很清楚,也有很多有趣的细节。
段怀清:大家下午好,我想接着建华老师的发言补充几点个人的阅读体会。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有“三好”。第一,这本书的研究对象非常好。到目前为止,陈蝶仙故事的研究空间依然有待进一步扩展。而这部著作恰恰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惊喜。第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好的研究著作。正像建华老师所提到的,作为有文学背景的学者,我们更多把陈蝶仙定位成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作家,把他放在海派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亦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中进行讨论。可这本书所展示出的陈蝶仙形象和我们之前所熟悉的认知是迥然有别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几乎全新的实践空间。当然,也不完全是新的,因为即便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我们也会关注到陈蝶仙身份的多面性、丰富性、复杂性。而且,中国传统文人的近代转型也不仅限于陈蝶仙这一个例子,类似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第三,正如刚才建华老师所提到的,我认为这还是一本优秀的译著。我的同事陶磊老师为这本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本书作为优秀学术译著的范本值得推荐。
陈蝶仙的现代性五副面孔
陈建华:正如书里写的,陈蝶仙怎么会有(投身民族工业)这个念头的?他写一些小说不是已经不错了吗?他还编杂志。他怎么会去想着去做试验,去做牙粉?虽然他要赚钱,但他写小说也可以拿稿费。因此,和一般写小说的作家相比,陈蝶仙无疑有些异想天开。这本书中就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在编《女子世界》。他在《女子世界》上介绍如何在家里自己制作化妆品。这也算他的发明,和他在文学上的发明是一致。他在当时通过报纸、杂志打造了一个传播知识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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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杂志《女子世界》
1879年,陈蝶仙出生于杭州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对文学有兴趣,而且展示出了非凡的才华。他早期创作的一部小说《泪珠缘》(1898)模仿《红楼梦》,记录了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这是一部言情小说。他的另一部小说《黄金祟》(1913)先是在《申报》上连载,后来成为了书。这本书也是讲爱情故事,不仅延续了《泪珠缘》,也带有一种自传的性质。这本书后来被哈佛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翻译成了英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1917年,他出版了《文苑导游录》,指导初学文学的青年如何写小说、文章,通过函授培养青年文学爱好者写作品。《文艺丛编》也与此类似。因此,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这本书还有很多篇幅讲述陈蝶仙怎样传播常识(common sense)。对中国来说这个词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陈蝶仙就是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持久地传播有关日常生活的知识,并编著了《家庭常识》《家庭常识汇编》。1916—1918年他还做了《申报·自由谈》的主编。在这期间,他专门在副刊里刊登日常生活当中有关家庭的种种常识,包括梳妆打扮、化妆品等相关知识。1921年,他专门在《申报》上开辟了《常识专栏》,并聘请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作为主编,涉及政治、法律、市民传播、近代国家、政治意识、经济活动等内容。陈蝶仙一家书香门第,文学素养都非常好。从子女小时候,陈蝶仙就非常注重对他们相关方面的培养。1913年,他到上海主编《游戏杂志》,让自己的大儿子陈小蝶随行。尽管两人当时年纪并不大,陈蝶仙还是让他们参与翻译、创作活动。
段怀清:陈蝶仙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里有许多关键词,如家庭、常识、女性、游戏、浪漫等。这样一些关键词已经对陈蝶仙的文学做了很好的概括。我在此之上补充两点。第一点,陈蝶仙的文学确实是他事业的肇始。陈蝶仙首先是在文学领域成名,此后才把事业扩展到其他领域。第二点,陈蝶仙的文学除了有浪漫、以家庭为中心、以儿女之间的情感为中心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常写的那些题材和主题,还特别关注近代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知识,并以“常识”的标准传播到城市读者阶层。当然,这和陈蝶仙自己的文学还是有关联的。在“鸳鸳鸯蝴蝶派”的面相背后,它也关涉到一系列时代的宏大叙事。例如,在与别人合作的小说《如此官场》(又名《衣冠优孟》)中,他谴责了晚清官场的腐败,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陈蝶仙的文学既有风花雪月、琴棋书画、儿女私情的这一面;也有对社会、时代乃至民族国家的个人关怀与忧虑。
第二点,研究上海史的专家熊月之先生曾经提到,在明清两代的江南文化当中,“文人治生”的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即江南的文人们努力做到了爱好与家庭的兼顾。陈蝶仙的生活便与这种现象非常符合,他的个案极大改写了我们对中国文人作家人生道路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正像建华老师所写的,陈蝶仙有五副面孔,哪一副面孔都可以是陈蝶仙,但哪一副面孔都不够全面地呈现出陈蝶仙的完整样貌。
近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先声:
海派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陈建华:刚才段老师提到了家庭与城市生活,我比较欣赏书中的这个方面。比如作者具体讲了陈蝶仙通过他办的杂志教家庭妇女做化妆品。传统上,当我们谈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妇女时,就会联想到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婚姻自由、参加革命等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相比之下,陈蝶仙在杂志里教女子怎么去做化妆品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本书的作者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她表明:在家里做化妆品的女子本身就有化妆打扮和注重城市生活的需要。我们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关注太少。换言之,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不同的历史面相,这个面相牵涉到当时在城市里生活的女子是如何思考自己的——穿衣打扮是最基本的身体需要。进一步的问题是,她们在家庭空间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们对于中国现代城市文化有什么样的意义?作者确实在这方面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此外,陈蝶仙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小说中也讲个人情爱、家庭。我们怎样把他放到海派文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这就把我们拉回到了历史现场。尽管当时五四运动还没有爆发,但自晚清以来,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包括新女性、新的城市生活。女性需要梳妆打扮,打理好家庭生活,这些都是为陈蝶仙所主张和提倡的。例如,尽管他的《黄金祟》也有《红楼梦》的影子,但已经表现了一种现代青年的恋爱心态。而且其中用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新词汇。比如他用“视线”来描写男女之间的互相注视;用“磁场”来表达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用“在脑子里出现”来表达思念之情;甚至还有关于他和情人之间怎么接吻的描写。这些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来说,完全是新的东西,是一种西化的结果。因此,我认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陈蝶仙的文学创作、日常生活常识普及、对于家庭的提倡等,都是系统性的。
段怀清:如果简单去地看,我们今天会把陈蝶仙理解成一个双面人,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陈蝶仙在函授青年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是以导师的身份自居,而是要收费的,他的行为与实际利益密切相关。但在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文学的理解和品位。因此他这个人具有一定的两面性,甚至是矛盾性。事实上,陈蝶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不过就比鲁迅年长两三岁,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他理解为新文学的对立面。那么,我们如何看待那一代文人的这种行为呢?考虑到传统文人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处境和遭遇,我们需要带着一些理解和同情,用一种交互的视野去审视这件事情。
第二点,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学确实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另外一条观照线索。例如晚清上海小说中对女子形象的描述,与五四新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呈现和描述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别。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的描述,例如鲁迅先生不多见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与晚清“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风格和写法完全不同。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素面朝天,既不进行自我美化,也不进入到城市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交际的。这样一个自我化的女性形象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符合新女性形象的。但海派作家的写法恰恰与此相反。他们的作品中,女性出门之前必定要化妆、照镜子。与此同时,这些作品还关注她们的手提包,系的纱巾等。这些描写构成了海派言情小说中女性的生活日常。因此,从海派小说的角度理解五四新文学,反过来又从五四新文学的角度观察海派小说的特点,事实上构成了我们理解晚清以来中国文学走向近代过程的历史多样性,而陈蝶仙恰恰成为我们理解这一过程的一个经典案例。
城市化、市民阶层兴起
与市场化文学创作的发端
陈建华:刚才都提到怎么去看待陈蝶仙文学创作的问题,特别指出他的很多文学创作都是和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的,这本书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那么,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和胡适、鲁迅等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鲁迅是北京民国教育机构的一个官员,胡适也是北大教授,他们本身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计,因此可以不需要考虑自己作品的销售量;但陈蝶仙等鸳鸯蝴蝶派唯一的生计来源就是办杂志。如果是发表创作,并不可观的稿酬同样无法让他们做到衣食无忧。因此,对鸳鸯蝴蝶派来说,他们的写作确实有更多商业上的考量。
其次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形象问题。除了上面已经讨论过的,我还想补充一点。陈蝶仙早期的小说,例如《黄金祟》,第一读者是他自己的太太。而且,陈蝶仙有很多作品他太太都参与其中。因此,《黄金祟》实际上带有某种自传性质,其中有陈蝶仙自己的影子。而书中男主角跟几位女子之间的关系又是很开放的,他太太读了之后居然能够忍受,还非常欣赏这种写法。我们可以看到,鸳鸯蝴蝶派更加代表了城市人对生活的一种观念。这些作品中的对女子形象以及男女接吻情节的刻画,把女子放在了文学创作的主体地位,这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
段怀清:我们处在一个由现代技术构成的环境中。但是对于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而言,对现代性建立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直观体验和经验基础之上的认知和理解,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回到具体的场景中,在上海像陈蝶仙这种类型的作家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代直接面向市场的作家。他们是完全靠市场和读者供养、支撑起来的第一代自由写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文学和知识传播的第一代探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直接面向市场和读者,使得他们对读者的阅读品味、阅读偏好和需求有深刻的把握。在这方面,他们和五四新文学作家有很强的可比性。这并不是说五四新文学作家不了解读者,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学作家也非常了解读者,他们的受众范围较窄,而且和作者本人基本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所谓的知识青年、文艺青年。但海派作家的目标读者群体是整个上海的新兴市民阶层。比如,鲁迅的母亲喜欢读海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却不大了解自己两个儿子写的是什么。事实上,正如王安忆老师所言,近代上海在它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快速增长。从1840年代上海开埠,到1870年代时,上海的人口增长到了20万。到了1920年代时,上海的人口已经扩展到了上百万。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上海的现代化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商业化,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面貌。例如,1900年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纷纷成立。这些百货公司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聘用女性作为营业员走上前台。由于工作的劳累,这些女营业员在下班后休息的时间里就会浏览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女性杂志、休闲杂志等读物。因此,休闲类文学读物的出现,一定和城市化业态与伴之而来生活样态有关。再比如,上海的《申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份直接面向市民阶层的报纸,它不仅报道国家大事,还关注市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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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星蝴蝶代言的力士香皂在报纸上的广告
来源:《申报》1932年5月6日 收录于《美妆帝国蝴蝶牌》
陈建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报道新闻和市民生活,它特别征求地方文士的文章与诗歌,甚至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发表版面,这就为海派文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
“不务正业”也能“大有作为”
段怀清: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去重新回望那个时代与时代下的个人选择。我们都知道,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局时代。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报人王韬曾经在给自己学生的一封信里面夹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前面两句是“三千年后数人才,未知变局由此开”,意思是王韬他们那一代人自己也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直接面对市场,面对城市生活。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中,从来没有这样的遭遇和挑战。
陈建华:事实上,上海的电影事业也与鸳鸯蝴蝶派息息相关——中国最早的一批影迷就产生于鸳鸯蝴蝶派之中。例如,陈蝶仙在1917年写过一部名为《火中莲》的电影小说,把当时在上海放映的一部侦探连续剧型影片,转变为一个文字故事,从而向读者推荐。实际上,他这么做类似于最早好莱坞的电影推荐。当时和陈蝶仙一起办刊物的同事们,都对电影持一种欢迎的态度,推动了西方影视技术被引进中国。
段怀清:晚清民初上海的一些文人家庭,他们欢迎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当然也欢迎新生活,新价值,甚至新世界。他们表现出拥抱新生事物的态度,有很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采取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或态度,踩一捧一,非此即彼;相反,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事业和家庭中,都体现出了中西汇通、新旧兼容的特点。
除此之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晚清以来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技术中,其实有相当多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有关,比如照相机和马桶,而极有可能这些新事物最先是进入上海的。因为上海尤其拥有“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的环境,拥有日常生活工业基础,而这种工业又直接导向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和消费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陈蝶仙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应用性知识,而且创造性地转变了中国人对接这些知识的方式——即如何把这部分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去,从而推进了中国家庭生活的现代化。因此,陈蝶仙的贡献不仅仅只存在于历史之中,也属于我们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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