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在石库门中孕育。中共一大会址所处里弄为“树德里”，中共二大会址所处为“辅德里”，而由于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毁，里弄名在长时间内无法确定。如今，中共四大会址考证工作不断推进，现已确定为“广吉里”，这条里弄和大会会址的前世今生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广吉里的营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城市发展和租界扩张，公共租界北区以北逐渐形成四川北路越界筑路区。随着北四川路向北延伸、周边道路的修建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一条条新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外省移民的首选住处。
　　能找到的关于宝兴路广吉里的最早记载是《申报》在1914年5月14日刊登的《西医曹子卿已由京返申》：“上午至下午二时仍寓新北四川路宝兴路口广吉里五百三十一号候诊，下午三时至五时在棋盘街南洋大药房应诊。初到诊务殷繁亲友处，未能遍谒。希鉴原医例，门诊一元，出诊五元。”可以看出，广吉里在1914年时还是新里弄，门牌号“五百三十一号”反映出其已形成里弄片区。由此可见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的道路修建和里弄房屋建设的相关性。
　　美国国会图书馆数据库中的一幅1916年日本绘制的《最近实测上海地图》最早对广吉里有所标注，仅能说明此时已有广吉里里弄，但根据此图无法确定里弄的具体范围。更为具体的地图有1917年《上海美租界分区图》、1921年地图以及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图》。1921年地图虽未标注里弄名，但是对于里弄街区展示得较为具体和完整，可以看出石库门里弄平面图，也有一定里弄规模。其中显示广吉里有7排东西朝向的石库门房屋及2排加一幢南北朝向的石库门房屋，形态与1917年地图基本一致，我们认为这是当时已存在的广吉里里弄。与中共四大遗址纪念碑位置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比对，这两幅地图在会址位置均没有里弄街区记号，似是还没有建造房屋。
1916年的地图中标有广吉里

广吉里的扩建

　　1922年的一份档案是确证中共四大会址所在里弄为广吉里及其建造时间的关键资料，中共四大会址位于广吉里的扩建部分。这份档案附着的一张图纸上面清晰描绘了“宝兴路西首广吉里”里弄建筑结构。图纸上用红线圈划出西侧和东侧部分，写道：“在第五区宝兴路广吉里内南川公路地方 此红栏内十八间请给照会 主庆美公司 作头陈磬裁 栏外均已选就”，红栏内所对应的就是档案中所说的“遵章让进东十三尺，西六尺”。
　　1929年地图与1918年地图、1921年地图相比，在空地处多了一片形状不规则的石库门里弄区域，与1922年档案所附的图纸相符合。启秀女学至少于1915年已迁址宝兴路，因里弄旁边建有这两座建筑而导致里弄边缘形成的两道弧线也恰好重合，和1929年地图比对，可以认为其是原广吉里里弄于1921年的扩建部分。扩建的广吉里基本包含两排背靠淞沪铁路、面朝北四川路的石库门房屋，以及背朝启秀女校和宝兴路的一排石库门房屋。中共四大会址正是背朝淞沪铁路的第二排房子中靠近印度教堂的一幢。
　　中共四大记录员兼向导郑超麟在1984年考证会址时曾回忆：“我们是从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路道口转弯（不越过轨道），沿着轨道往北，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当时还相当新。”“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既然广吉里扩建部分于1921年修建，那么到1925年确实较新。曾在东宝兴路居住的老居民柯恩声回忆：“当时在总弄的第五条横弄东端保罗路（今新乡路）与北四川路（四川北路）相交，它的南端有一条新里弄，靠近铁路前面，确有座面朝东的石库门房屋。”曾住在中共四大遗址旁边的老居民朱凤莲也回忆会址处确有楼房。郑超麟还回忆说，当时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党史专家认为他提到的这座教堂很有可能是同在铁路旁的印度锡克教堂。
　　从1922年档案得知，广吉里的业主为庆美公司，“作头”是浙江宁波鄞州人陈磐裁。他创办的陈磬裁营造厂于民国元年开业。鄞州区志办李燕津写过一篇《善人陈磬裁》，记录了其在上海营造石库门建筑的事迹，以及所建造石库门的建筑特色，“门框采用鄞州梅园石料做门楣，中间吉祥横批，木结构铺桁，上铺望板蝴蝶瓦，成为特色。”
1937年11月，战火中的东宝兴路印度锡克教堂

广吉里被毁时间再探

　　中共四大会址房屋是否毁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广吉里”这一里弄名称的确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会址何时被毁提供了新的线索。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闸北地区沦为战场。中共四大会址所在地附近宝兴路铁路口成为日军与十九路军短兵相接之地，双方在川公路三义里展开巷战，淞沪铁路以北更是被日军狂轰乱炸，夷为平地。
　　在战争期间，广吉里由于接近战场，其居民受到了战争影响。1月31日《申报》报道战况的文章《焚烧里许之惨》写道：“……幸有四段救火会队长陈友生，率有队员十余人，自昨晨起开出救火汽车出外工作。截至昨日下午三时许，已救毕者，计商务印书馆·西宝兴路·中兴路角之民房、济生医院·天吉里·广昌里·广吉里·等五六处之多。”战争结束后，《申报》还刊登了一名广吉里居民的寻人启事。
　　虽然交火激烈，但广吉里并未在1932年的淞沪战争中被毁。1932年4月至8月《申报》上刊登了多则广吉里房客通过律师和业主广吉公司经租账房之间交涉的启事。8月13日刊登《黃扆言律师代表广吉里房客被难会敬告各界》，广吉里居民控诉了业主广吉公司企图改造加租的行径。其中，“事后广吉里未曾毁去”，证明广吉里并未毁于战火。
1917年的地图中标有启秀女校
　　其他资料也可从侧面证明战后广吉里还存在。1932年5月21日，接管委员会巡视闸北。穿过北四川路，进入东宝兴路，发现路口房屋“尚属完整”，似被日人占据，穿过铁路道口后才见到种种惨相。中共四大会址周边的建筑也未见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日军撤退后，广吉里旁的崇德女校于5月底通知开班，启秀女校于6月初也发布了开学公告，并提道：“日兵已撤，虹口闸北已无危险，交通亦早恢复。”印度教堂基本完好，还在报纸上发文函感谢保护教堂的中国义勇军，日军留下的照片等资料也直观反映了中共四大会址处未被毁。
《报道写真——海军作战记录大陆编》
　　根据1936年的地图可知，广吉里此时已更名为和平坊。经考证，中共四大会址处房屋更可能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期间被毁。我们翻阅史料时，找到了一本1944年出版的日军拍摄并结集的《报道写真——海军作战记录大陆编》，其中有一张航拍照片，清晰展现了1937年闸北淞沪铁路、北四川路及商务印书馆工厂附近的城市肌理。这张照片下方的日文注释意为“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对照同时期地图，这张照片中间为淞沪铁路，下方较宽道路为北四川路，上方最为宽敞的道路为宝山路。东宝兴路即横穿淞沪铁路、连接北四川路和宝山路的一条由窄到宽的路。照片中我们可以找到东宝兴路和淞沪铁路的路口，确定印度教堂和启秀女校的位置，旁边就是中共四大会址所在地。显然，1937年淞沪会战前期中共四大会址处广吉里尚存。此外，通过战争期间的图文史料可以发现，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处在会址附近的印度教堂、崇德女校、启秀女校都沦为战场。因此，中共四大会址及其所处的里弄，更可能在这次战争中被毁。

（来源：“党史镜报”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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